张宗昌部下被俘虏的部队里倒有一支比较奇特的部队，叫做“白俄铁甲车大队”，全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当初张宗昌被张作霖委派到黑龙江省担任军务时，正好是俄国十月革命，俄国陷入内战并在1922年成立了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苏联，大批忠于沙俄皇室或不愿意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人四散出境逃离。这些俄国人被称为“白俄人”，区别于此时的红色苏俄。黑龙江省毗邻苏联领土，自然有大批白俄人逃亡入境，部分白俄军人被急于扩张势力的张宗昌给收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外籍雇佣军。张宗昌对这些白俄士兵非常优厚，不但让这些白俄士兵给他卖命，还吸引了东北和华北地区更多的白俄人加入这支部队。靠着这支凶悍的白俄军队，张宗昌也打了不少胜仗。直鲁联军投降时，这支白俄军队共还有2400余人，拥有两列铁甲车，分别叫做“长江号”、“长城号”，另外还有独立的哥萨克骑兵队（七百多人）、工兵队、飞行队（拥有十多架飞机）。张宗昌全面战败后，他们自然也集体投降了。张学良接到于学忠的报告后，很感兴趣，便让于学忠问他们愿不愿意归顺奉军。这些白俄士兵本来就是有奶就是娘，为首的莫洛契科夫斯基、安德烈修克、达纳耶夫、彼得戈布斯基等高级军官在商量后，决定宣誓效忠张学良，并率部随着缩减改编后的直鲁联军一起进入关外。张学良之所以在乎这支白俄军队，当然也是基于他的一个长远考虑。
由于直鲁联军叛乱，张学良再次致电蒋介石，希望东北易帜再次推迟一个月。
张学良连续两次推迟时间，让原本对他充满信心且已迫不及待的蒋介石自然疑云大起，怀疑张学良是在搞什么“欲擒故纵”的政治手段，从而跟自己勒索更多的好处。张作相随后致电给正在北平谈判的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诒等东北代表，重申张学良之所以两次推迟易帜，是因为日本人的百般阻扰和直鲁联军的叛乱，确实不能操之过急，绝非有其他意思。为了再表达东北方面的诚意，张作相向张学良提议，释放奉军手里的所有北伐军俘虏，同时归还奉军在战争期间扣留的原属于国民政府的客货列车200辆和机车车头10个，张学良都应允，随后又按照张作相的再次建议，释放了沈阳的国民党党务指导员钱公来并亲自赠送五百大洋以示慰问。但在这件事上，张学良还是碰到了不愉快的变故。时任京奉铁路局长、东北交通部代理部长的常荫槐拒绝交出那些已被奉军缴获了并划归给东北交通部的列车和机头，声称“这是我交通部的事，他（张学良）管不了我”，让张学良大感颜面无光。最后，还是张作相以元老的身份对常荫槐施以压力，才迫使东北交通部归还了那些列车和机头。
担心夜长梦多的蒋介石原本满腹狐疑，但也再次理解了张学良。为了克制日本人的阻扰，蒋介石要请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前往沈阳，会见张学良和林久治郎，阐述了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南北统一的态度，给予张学良支持，给予日本人压力；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也趁机利用“济南惨案”大造声势，在国际舆论上进一步给日本政府施压。
随着各方势力以东北易帜为核心而争斗得程度愈演愈烈，因此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了此时中国民间最关注的头等大事。关内关外民众的爱国情绪也被激发起来，此时日本的南满铁路会社正在谋求修筑吉会（吉林至会宁）、长大（长春至大赉）这两条铁路的权限，试图进一步控制东北的铁路命脉，这件事火上浇油地激发了东北民间的排日情绪，而东北民众也对易帜事件普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东北境内各地民众群情激奋，反对日本进一步渗透和控制东北，以各种方式强烈要求张学良早日实现东北易帜，推动中国的南北统一。延边、珲春、何龙、汪清四县联合组成了“抗路联合会”，辽宁各界成立“东北路权保持会”，吉林各界成立“吉林省路权自主会”，齐齐哈尔各界成立“黑龙江反日会”，东北各地反日排日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黑龙江省教育协会向东北保安委员会呼吁“毅然决然，速即改旗易帜”，“因强邻之不利而我即不为，然必有利于强者而始为之乎？”吉林省学生联会和教职员联合会召集上万名学生和群众在长春市区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政府粗暴干涉东北易帜，学生们纷纷手持自制的青天白日旗，向市民发放传单，要求东北各地团结起来，反抗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随后几天内，长春全城居民齐齐自发悬挂青天白日旗，东北各家报纸媒体也纷纷刊登文章，对长春居民的行为表示支持。吉林省长诚允、吉林省军务督办军事厅长荣臻担心事情会扩大得不可控制，派遣部队入城，强行收缴长春市民们手里的青天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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