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王熙凤之所以给读者留下“赤练蛇”的印象，最主要还是由于她那个臭名昭著的“掉包计”。因为这一罪恶阴谋所伤害的是亿万读者最关心、最同情的主人公宝玉和黛玉，惟其如此，便显得格外不能原谅。
然而很遗憾，这个“掉包计”既不是雪芹的手笔，也不是他创作意图的一部分。后四十回续作的问题，现在学术界还“吵”得很热闹，但我以为，不管其它部分怎样，只这个倒霉的“掉包计”决不可能是“真货”。
《红楼梦》之被认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就是因为它是真实地描摹了十八世纪封建末叶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断面，是整个贵族阶层腐朽、没落、零替的一曲低沉哀怨的挽歌。贾宝玉、林黛玉作为主人公，他们的命运如果不能与这幕社会悲剧的主调自然地和谐起来，顿时就会使这幅《贵族末日图》黯然失色，更不必说去深化它的主题了。这是任何一个有造诣、有修养的作者都能考虑得到的。
高鹗在续书时，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读懂前八十回。他只看到雪芹的“假意”，而对字里行间的“真情”却不甚了了。所以在最主要人物的结局和最重大事件的连续上，他基本上全部违背了雪芹的原意。“掉包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由此计而产生的后果，浓厚的追求个性解放色彩的爱情不见了，变成了林黛玉为爱而殉情的“相思病”；“命运扼杀爱情”变成了“阴谋毁灭爱情”，“必然”变成了“偶然”——这一“神圣”的社会行为，既与贾府败落不相干，也与阴谋圈子外一切人不相干，竟成了几个人策划于密室中的鬼蜮行径！
平心而论，从凤姐定计、黛玉闻惊、宝玉成亲、黛玉焚稿这一系列情节看，文字笔力相当好：紧张、严密、缠绵、悲凄，颇有令人不忍释卷不忍卒读之感。
但痛定之后，回头冷静地“思痛”，却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犹似突然来了一段“秦雪梅吊孝”，未免突然、离奇，酸痛一阵子也就释然了。再思三思，就会使人发出“荒唐”的叹喟：原来这一掬泪的心理依据是在前八十回中找出来的。高鹗是巧妙地剪了一枝“意绵绵”，插进“大不真实”的花瓶里，挂上了一朵“小真实”的绢花！尽管做工极细，和本枝总难为一体的。这样，“撞车”的情况便很难避免了。
我们见到了，薛宝钗因为爱贾府的世系，赢得了这个家族的好感，这是她比林黛玉优越的条件；林黛玉“目无下尘”，“群众”基础不如宝钗。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宝玉的婚姻不是“下尘”们可以决定的。不管黛玉、宝玉、宝钗辈自己作何种努力，决定权却只在少数几个决策人的手里。对于他们来说，选谁作媳妇的问题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还是宝玉。毋须讳言，再好的媳妇也是抵不上儿子要紧的。我以为，就是基于这一原因，根据贾宝玉的实际情况，使宝钗和黛玉被择为媳的优劣势发生了变化。
1.前八十回中，贾母对为宝玉择偶问题的态度一直不明朗。我以为是这样的，在理智上她比较爱重宝钗，而在感情上她却较喜欢黛玉。不管是“感情”还是“理智”，所包含的心理活动都相当复杂。
她喜欢宝钗的柔媚、温顺和贤淑，这都是值得她爱重的品质。但她也知道，宝钗是个“冷”姑娘，忌讳她的“素”，在性格上和贾母并不很合得来。她清楚，宝钗可以做一个完善无缺的“样板”媳妇，但她也明白，她的“宝玉”并不爱宝钗。
对黛玉，贾母的基本心理是爱怜。她喜欢黛玉的颖慧、秀丽和才思的敏捷，在性格上投合她老年爱娇小的心理。但她也知道黛玉的孤僻、清高和“小性儿”是不合乎被择为媳的标准的。复杂之处在于，因为血缘和其他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她感到自己在道义上有抚慰这个弱女子的责任。自然，她也知道宝玉和黛玉是不可“不聚头”的“冤家”。
有的同志认为，贾母说“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女孩子是“严重警告”黛玉。不知此论所据云何？这些同志是否因为，袭人曾在王夫人处诉说过这种危险性？这里不妨摘一段袭人的话：
袭人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花袭人真是“能”得可以，先说“林姑娘”再强调一下“两姨”表姊妹。很明显，汇报前她是精心权衡过利害的，就这个话，能说是单告林黛玉一个人的么？所以，即使贾母“鬼不成鬼”、“贼不成贼”有所专指，也不会单单是警告林黛玉一个人的。
其实，这个精明的老太太有她自己独特的择媳标准：“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如果此言不虚，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她选择黛玉来配宝玉的可能要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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