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无法让我实现吗？我只是渴望，让我的舌尖与你的舌尖，以这样一种方式重逢。让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永远停留在你的身体里。在黄浦江上，在游艇夜宴，在舌尖上的一夜。”
1
曾经，不止有一个美女问过我：你们上海男人，肯定很会做饭吧？
答：我会啊，淘好米，在电饭煲里放满水，再插上电，就好了呀，亲。
但我隐瞒了后半句：常忘了把电饭煲的开关按下去。
对于美食，我是异类，所知无多，敢于尝试的机会更少。读书时，常吃小馄饨。后来，每次回头看用完的马桶，那层漂浮的卫生纸，就是童年的记忆了。我不喜甜食，不畏惧麻辣，从未有过为某种食物而排队，惦记某家餐厅念念不忘的时刻。鲜虾泡面和龙虾泡饭，于我而言，同一物种。
虽然，据我所知，地球上有十三亿吃货，都生活在同一个神奇的国度，比如我的朋友，大师兄杜俊，我们通常叫他“话痨”。
不知哪个女生私底下说过：大师兄这个人嘛，虽然嘴很讨厌，但长得颇像汪峰，沉默时，便有魅力。
我并不这么认为，有一回不小心露出来，被人批评了一句：嫉妒。
其实，我只觉得他那张脸，更像电视剧里流行的反面角色。
大师兄杜俊说的每句话，仿佛都是布道真理，担心哪怕听漏了一句，就会丢失改变人生的机会。他永远正襟危坐，整张脸如果套上黑框，基本就是遗像。他的嘴永无停歇，自夸就算一人对着镜子，也能侃侃而谈半钟头。酒足饭饱之际，他经常从爱因斯坦说到蚊子的避孕手段，从小泽玛利亚新作跳到法斯宾德，也能前一秒钟大聊互联网金融创新，转眼说到在云南吃炸蚕蛹的美食之旅……要么嚼着一块烤牛舌，或舔着哈根达斯冰激凌。
久而久之，对于“话痨”之名，杜俊也甘之如饴，安之若素。
作为我最好的朋友，大师兄总想改变我的价值观，无所不用其极，引我入暗黑料理界的法门。十三香小龙虾刚兴盛那几年，他常半夜拽着我闲逛各种馆子，手把手教我如何抽掉小龙虾背后的筋，据说那是毒素和重金属最重之处。
但，我从未如他所愿。
冬天深夜，那年吴江路尚未改造，原汁原味的露天摊上，我提过一个问题——世界上还有你没吃过的美食吗？
杜俊深沉思虑，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弗洛伊德荣格般，向寒冷天空吐出一团浓烈的白气说：人生最美好的死法，大概是吃河豚毒死吧。
2
第二年，春天，大师兄杜俊邀请我去崇明岛上吃河豚。
当时，我刚写完《荒村公寓》和《地狱的第19层》，在上海邮政总局的古老大楼里，做着一份行业年鉴朝九晚五的闲差事。我还从未吃过传说中剧毒的河豚，但也听说现在的河豚都是人工养殖，看似危险其实安全。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十来岁时，我坐轮船横渡过长江一个来回，从黄浦江边的十六铺出发，需要整晚上才能抵达江北岸。我对河豚没什么兴趣，倒是想要再体会到中流击水、眺望大江东入海的感觉。
那时候，崇明岛与上海之间的大桥与隧道还没开工，但码头已搬到了吴淞口。我坐了一个小时地铁，在约定好的时间提前赶到。杜俊照例迟到至最后一分钟，才缓慢地冲进检票口，拽我跳上开往中国第三大岛的渡轮。
傍晚，来自上游的夕阳，洒满浩瀚的长江口。我眯眼，趴着栏杆，任风乱发，眺望不知是从西陵峡还是黄鹤楼抑或紫金山来的落日。江面上布满各种轮船，不乏一叶扁舟的渔船与舢板，大师兄如数家珍道：渔民们正在捕捞长江三鲜——河豚、鲥鱼和刀鱼。
渡轮抵达崇明岛，天色完全黑了。岛上没什么高楼，刚出码头，便是油菜花黄田野。不见半个人影，天高地阔回到一百年前。想起《小岛惊魂》。
正想骂他怎么安排的，出现一辆面包车，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这就是他预定的豪车接送？车身污垢比黑夜更黑，破烂得随时会散架，座位布满鸡粪痕迹，不时有鸭毛从眼前飘过。
颠簸个把钟头，直到崇明岛的最东边，紧挨着东海与滩涂荒野，才有一栋孤零零的双层农舍。
下了车，脚踩松软泥地，四下没有路灯，饶是月光明媚，空气清纯得几近透明，夹带着海风的咸腥味……
住进所谓农家乐，只有楼上一间客房，两个男人，单张大床伺候。
对不起，我尚无断袖之癖。
我找老板要其他房间，却再没多余的了。早知道“话痨”这家伙办事拆烂污，懊恼误信他的鬼话，劈头盖脸再骂他一顿，他却贱贱地面露喜色道——你不想吃河豚了吗？
晚饭还没吃呢，辗转舟车劳顿，早已饥肠辘辘。
做河豚的厨师，就是这间农家乐的老板，听着底楼厨房里的油锅声，不禁狐疑：今晚，我们两条命就会扔在这里了吧？
瞎说，这老板是祖传的手艺，几百年前，打刚有崇明岛开始，人家就专做河豚了。
十分钟后，香味飘近，老板端着盘子上桌，一条小得可怜的鱼，长得奇形怪状，鼓鼓的肚子，仿佛刺球，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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