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三月，最后一天，我到广州，参加某报纸的图书活动。深夜回酒店，大堂巧遇张嘉佳，还有他的图书编辑。原本就认识，白天又是一起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恰巧都饿了，我们一同打车去滨江路吃海鲜。几个人没怎么聊，光顾着吃了。凌晨，夜雨倾盆，回到酒店房间。电闪雷鸣，我睡不着，刷微博，满屏都是“周一见”。我随手发了条微博——
“在广州，站在窗后，看闪电，看雷雨，看黑夜中的山，看沉睡中的楼。这个凌晨，当全中国在刷屏……与我们何干？明天，世界和你的身边，有更值得你动容的人和事。2014-3-30 03:17”
第二天，我从广州回上海，在新白云机场，依旧大雨滂沱，候机楼玻璃外倾泻瀑布。所有航班延误。听说整个珠三角暴雨成灾，深圳机场被大水淹了。整整一天，孤独地等候在机场。世界熙熙攘攘，有人为航班晚点而争吵，有人为免费盒饭而口角。路过机场书店，大屏幕播放某位成功学大师的课程，若干闲得难忍的商务人士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安静地看了片刻，忽然想写一个故事，关于在机场候机遭遇大雨延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又不知何时能告别？就像命运永远无法猜到结局。
瞬间，我决定了，要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就像这样的真实，让人难以逃避，无处藏身。
最漫长的那一夜——就叫这个名字，大概因为那天等候起飞的过程太漫长了。
关于这七个字，大约在2013年就想到了。2014年春节后，我在《偷窥一百二十天》的最后，就用了这句话——
“在最漫长的那一夜，四周匆匆的路人，都急着赶末班列车，没有人看过她哪怕一夜。”
那个春天，我正好在写一个短篇，名叫“北京一夜”。这是一个关于说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带有我自己的成长记忆。虽然借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之口说出，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地域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受着相同年代的教育长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我们是有多么复杂啊。这一切与文本或结构无关，只来自两个字——记忆。
四月，我过北京，住长虹桥，零点时分，独自出门打车，直奔百花深处，寻找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百花深处胡同，空无一人。我一个人走了后半夜，几乎迷路，穿越北京的胡同和小巷，一直走到了后海。好像我真的是故事里的人物。
我尝试着把小说发给金宇澄老师，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礼拜，有天早上收到金老师的短信：“小说很棒，充分显示了拓展力量与特点，准备用在（上海文学）八月号的头题”。那天中午，我独自在家吃午饭，一边吃一边掉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想要证明自己。
第二篇“舌尖上的一夜”，第三篇“男孩与兵人一夜”——2014年5月29日晚上十点，我仍然清晰记得这个时间，从这篇兵人故事开始，第一次在我的微博上发表“最漫长的那一夜”。
所有标题都带有“一夜”，所有主要叙述发生在一夜之间（也许所涉及故事和背景跨越数年），所有视角几乎都来自于我的第一人称，所有内容也有一大半都真实发生过。我的故事，或者，我身边的人们甚至你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从上海到北京，从喀什到香港，从莫斯科到巴黎。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看着成龙与吴宇森的电影长大，听着小虎队与四大天王的歌长大，追着《东京爱情故事》与《灌篮高手》长大，崇拜着马拉多纳与迈克尔乔丹长大。我们童年一度相信理想，背诵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自杀未遂前的名言。我们的理想又如此轻易地破灭，被甩到热血沸腾又残酷的二十一世纪。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依次长大，有的人失去了很多，有的人干脆直接老去，有的人至今仍然活不明白。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独生子女，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整整一代人。拜计生委和避孕工具所赐，我们没有兄弟姐妹，童年是有多么不幸啊，从小在孤独中长大，只能幻想有个机器猫（长大后才知道那叫“哆啦A梦”）伴我同行。抛开我们的父辈不说，也抛开我们可以有二胎的下一代不提，小时候羡慕过的香港和台湾的小朋友们，美国与日本的小朋友们，都不曾有过我们这样的童年。所以，我确信无疑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必然将要改变或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这些年，大家都在说“非虚构”，什么是“非虚构”？
这个世界上没有非虚构。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网络上的明星八卦，大家亲眼目睹的事件，乃至夫妻间的日常生活，恐怕都没有百分之百的“非虚构”。所以，“非虚构”是一个伪命题，用小说来写“非虚构”，差不多也相当于用“非虚构”来写小说。
真实是一种力量，虚构同样也是一种力量，我想在“最漫长的那一夜”，把这两种力量合并为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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