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这一年，张学良每天都是在焦头烂额中度过的，简直是忙得团团转。身为东北四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他本来就是公务繁忙，再加上他又制定了东北发展的全面大纲和“东北建设发展蓝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加是日理万机，每天要让他处理的公务简直是堆积如山、汗牛充栋，累得他眼冒金星、几乎吐血。1月20日，张学良受到邀请前往北平，参加著名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的葬礼，梁启超先生于19日溘然长逝，这是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巨大损失。其实，梁启超死得颇为“冤枉”，他之前是得了肾病去北平协和医院的，本来是左肾病变，结果被实习医生把健康的右肾给切了，使得梁启超本来就不容乐观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张学良赶到北平后，参加了梁启超的丧礼并以个人名义向梁启超的家属送上银圆三万元。不过，张学良在北平倒是捡到了几个宝贝，那就是梁启超的子女们。梁启超共有九个子女，几乎个个都是杰出人才，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永和梁思忠是考古学家、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而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都是经济学家，梁思礼则是火箭专家。张学良见到这些人才和未来的人才后，哪会放过，立刻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连哄带骗，把梁启超的遗孀王桂荃夫人、何蕙珍夫人以及他的一干子女都弄到了东北。随后，张学良又自掏腰包送他们去东北大学担任讲师教授或学生，以此充实东北的人才资源。
来到北平，也是张学良自从“皇姑屯事件”后第一次踏足关外，但他也没有太过于招摇。因为他并不是单独为哀悼梁启超来的，而是为了另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并且是见不得光的。
张学良虽然已经给东北规划了全面发展的蓝图大纲和五年计划，但他在正式展开工作后的心情却非常沉重，原因很简单：没钱！张作霖遗留给张学良的东北就像濒临解体前的苏联，虽然家大业大，但财政赤字、金融空虚、经济凋零，东北政府可谓是欠了一屁股的债。此时东北的税收只能算是入不敷出、勉强糊口，用于张学良那宏伟的发展计划，根本是捉襟见肘。在张学良的五年计划里，进行土改、赈济难民、生产军火、组建军队、发展科技、兴办教育、修建铁路、普及电力、创办工厂学校医院等现代化设施…林林总总各方面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张学良为这事愁得几天几夜都辗转难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他的宏图大业如何开展？难道开空头支票么？
商业部长张景惠和税务部长袁金铠提议加大税赋数量来增加政府收入。但这个提议立刻被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在张作霖时期，奉系当局那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各种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早已让东北各地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了。所谓“苛政猛于虎”，张学良可不能重蹈覆辙，那种敲骨吸髓式的盘剥是绝不能再出现了。况且，张学良已经宣布东北四省大规模减免税务，不能出尔反尔，这有损张学良的威望。财政部副部长王树翰和张学良高级经济顾问马寅初提议可以发行公债，以政府的名义向民众发行附有息票的定额公债券的方式，定期由政府还本付息，相当于政府向老百姓借钱。这个办法很好，但也行不通。因为张作霖之前把这个办法已经用滥了，发行了足足几千万大洋公债，到现在都没有还给老百姓，搞得东北的民众颇有怨言。张学良要是再用这个办法，肯定会被老百姓看做张学良是在用张作霖的老办法来搜刮自己，不但无法顺利施行，还会破坏张学良的名声和形象。财政部长熊希龄提议向日本贷款，日本人之前为了拉拢张学良，曾宣称“会以6000万元的巨款自助张学良”。但张学良也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日本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本来就没安好心，去求他们，不但会被奚落嘲笑，还会被日本人趁火打劫地漫天开价提各种苛刻要求，张学良也万万做不到去向日本人屈膝乞求。惆怅到最后，张学良只得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求助。蒋介石最后同意分批拨款5000万元给张学良，虽然也这是一笔巨款了，但对于东北蓄势待发且数以千计的各种发展项目来说，自然是杯水车薪。张学良也知道蒋介石其实也不富裕，拿不出多少钱，自己若是反复向他伸手要钱，说不定还会被他误以为自己在乘机勒索敲诈，最后也只得作罢。
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政府来说，没钱确实是最大的困扰。有句话说得好，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了钱，张学良眼下可真的要不择手段了。之前他为了捞钱，就命令农统局悄悄向朝鲜走私鸦片大麻，现在，他又干起了另一件同样可以用“肮脏”来形容的勾当。
以下内容来自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教授在晚年的回忆：
民国十八年元月，我当时正在重组和扩建后的东北大学内担任历史系考古科教授和东北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此之前，我在参与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工作（殷墟于1928年10月13日正式开始发掘），是张学良将军亲自派人邀请我前往东北的就职的。张学良将军非常重视教育和科研文艺事业的发展，不但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东北四省的教育发展，并且非常厚待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开出的工资也是关内地区各大学的数倍乃至十多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要有文化人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但毕竟也是要吃饭的，况且去东北也不是什么丧失气节的事情，因此我和我的很多同僚都欣然前往东北。元月十五日这天，几个军官突然上门拜访我（张学良将军给我们这些来东北的教授专家每人都发放了一栋小洋房别墅），出示了张学良将军亲自签名的邀请函，邀请我去大元帅府。当然，此时的大元帅府已经改名为张府官邸。对此，我一开始很忐忑不安，不知此行是凶是吉，心想自己也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张学良将军，而且东北此时的风气颇为民主开明，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树人（鲁迅）经常在报纸上撰文骂国民党一党独裁，骂蒋介石是大独裁者，南京方面因此而气急败坏，曾多次要求张学良将军交出周树人追究他“诽谤领袖”的责任，但张学良将军都给予回绝了。这也是张学良一个很大的优点。所以，事情的发展说明我起初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那几位军官对我非常客气恭敬，特地用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半小时后，我抵达张府官邸，并被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兼卫队团长谭海上校很礼貌地引到内堂的一间偏厅里，还端上茶水招待我。我很惊讶地发现，偏厅里不止我一个人，还有马衡、关百益、吴金鼎三人，都是此时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由于同属一个文化圈，因此我们都认识，之前还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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