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虽然有满腔的雄心壮志，但他确实没有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并且他还要时不时与反复发作的鸦片瘾抗争，因此只是象征性地出个面来稳定人心，具体的军政大事还是交给张作相去办理。在接下来十多天里，张学良基本独居在大帅府内自己的房间，一边整理思绪，筹划制定自己接下来的道路，一边和毒瘾对抗。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倒有十多个小时都是泡在冰水里瑟瑟发抖，其余时间也大部分都被马扬武注射镇定剂并服食安眠药而沉睡，神志清醒的时间很短，让张学良苦不堪言，根本无法干所谓的“大事”。关键时候，张作相临危不乱、巨细无遗，利用他在东北的巨大威望压住奉系内部的各种不安定分子，一方面滴水不漏地与日本人周旋，一方面统领奉系军队，将关内的奉军有条不紊地陆续撤到山海关一带枕戈待旦、准备激战。此时的奉系军队和仆从于奉系的其他北洋军阀部队总计仍有六十万之众，但度过黄河的北伐军实力更加雄厚，总兵力高达七十余万，并且还在不断增长，全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统领的四大集团军组成。但战争进行这个关头，奉军反而士气高昂，一方面是张学良的亲自出面，稳定了军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伐军即将打到奉军的老家东北，奉军官兵自然充满保卫家乡的士气战意。而奉系的众元老新秀也知道，一旦丢了东北，即便自己投降国民政府，也不过是居人檐下、仰人鼻息，因此眼下都摒弃前嫌，众志成城、奋力死战。再加上北伐军内部也暗流涌动、各怀鬼胎，所以北伐军一时间攻破山海关的可能性倒是不大，不需要张学良去操心。为了保护张学良，张作相命令沈阳卫戍司令黄显声加强警备，并把奉军第一旅全面撤入城内，又命令崔成义的卫队营入驻大帅府，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张学良，同时从山海关前线调来于学忠的奉军第一军、王以哲的奉军第十九师都调到沈阳郊区，在沈阳附近与蠢蠢欲动的关东军对峙。
而张家大帅府内，则都被聪慧明理、镇定自若的寿夫人打理得井井有条，再加上陶尚铭、周培炳等张府幕僚的协助，一切都搞得无懈可击。这半个多月来，沉不住气的日本关东军多次派人前来“慰问”张作霖的伤势，都被寿夫人巧言婉拒。关东军高层愈发心虚，便采取别的办法试图探得真相。一时间，驻沈阳的众日本军政要人的夫人闺秀们纷纷粉墨登场，以各种借口来大帅府登门拜访。而张学良宣誓就任奉天军务总督办后，张家大帅府更是人流如织、贵宾云集，沈阳军政商各界纷纷派来代表拜谒祝贺，各国驻沈阳的领事馆的公使也接连不断前来致贺访问（此时北洋政府在名义上还是合法的中华民国全国性政府），其中以居心叵测的日本人最多，走马灯般轮番上门拜访。除原先张作霖聘请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菊池武夫、土肥原贤二、江藤丰二等人前来频频刺探外，日方还派来了不少高层人士，如南满铁路会社的社长山本条太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日本政府特使林权助、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本庄繁中将、关东军高级官佐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等。负责接待这些笑里藏刀的日本人的刘尚清一律回答“大帅精神很好，目前已经能进流食了。”寿夫人带领张家众女眷和家属，忍住悲痛、强颜欢笑，浓妆艳抹、谈笑自若地招待着各方来客，整个人安之若素、毫无悲戚。张作霖的卧室也被特意布置得灯火通明、鸦片香气阵阵；午饭时，大帅府的厨师若无其事地前往张作霖卧室送饭，张作霖的私人医生杜泽先也在众人的注视下不动声色地每天准时前来大帅府的张作霖卧室，假装给张作霖换药和开药方，十分精心地填写医疗报告，并“不小心”地让医疗报告的碎纸片落入了日本人手里。寿夫人临危不乱的出色表现，成功迷惑住了日本人和各方居心叵测者，使得外界都认为张作霖还没死。张学良本人也时不时笑容满面地出场，和各方代表虚与委蛇，众人看他谈笑风生，脸上丝毫没有悲伤表情，因而都愈发肯定张作霖还活着（其实张学良此时的表演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反正死的又不是他亲爹，他当然是谈笑风生、毫无悲容，若真的让他表现出悲伤，他反而表现不出来）。
张学良这些天主要是忙着对付鸦片瘾，一旦毒瘾发作，他立刻脱光了跳进冰水浴缸里强行克制，实在熬不住了，就让马扬武医生给自己注射镇定剂并服下安眠药。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屡屡被毒瘾发作时那如蛆附骨般的巨大痛苦给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经常在房间里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张学良啊张学良，你这个王八蛋！你为什么要染上大烟瘾？”在门外守护的谭海等人听张学良在房间里指名道姓骂自己后，都以为张学良是在痛恨并后悔自己之前沾染上鸦片的行径，决心痛改前非而在骂自己，都摇头叹息，深深同情张学良。实际上张学良完全是在骂那个“前任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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