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霞三部曲”系列小说讲座提纲
创作简单过程
一九七八年之前，我没有作过一篇短篇或者中篇小说。除了身边的几个私交朋友知道我有一些“史学知识”，周围的同志认为我“比较好学”外，没有哪个人认为我能写小说。
所以，《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系列小说突然出现，并连续不断地面世，引动了很多人的目光。“二月河”这个笔名人们觉得很富有诗意，同时又觉得怪怪的。在我之前，没有人把一个王朝的王位主持人作为正面艺术形象进行表述。
因为我们过去的创作理念，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理念是一致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歌颂与暴露几乎是唯一规定的原则。歌颂工农兵，歌颂革命战争，连歌颂正义的民族战争也是有原则的——只能歌颂人民，暴露或者批判的对象也有固定的圈子，反动派、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就只有被暴露的资格。
这种原则的程式下，也能出一些好书，尤其是在战争的极端形势下，对工农争取阶级斗争的胜利起过很积极的作用。然而当社会生活进入更丰富、更复杂、更多层次的环境中，这种创作的理念就不能对生活进行更深层次的表述，也无法满足民众对艺术和文学的更高的社会需求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整个社会有能力重新审视和修正我们的社会理念，思想解放大讨论把一切都定位在一个科学的哲学基础上——实事求是。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思想解放大讨论，谁也不可能写出《康》《雍》《乾》这样的书，也不会想出“二月河”这个笔名。
怎样界定历史是非
我早年对皇帝生活的意识，是这样一个公式（完全从戏剧中获得的知识）：一、他们不办公，只有敌人到了城下或侵入国土，才会慌乱起来，忙着选兵点将。二、他们可以无节制地花钱。钱似乎就在他们私人柜子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三、他们对女人的追求没有节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外，还要不停物色。四、老百姓的事他们不管（偶有曲笔如包公陈州放粮，是“奉旨”），天灾人祸、冤案刑狱与他们无涉。
逐步涉及历史之后才明白，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中，也有许多政治家，有的还是很棒的杰出政治家。
在正常和平的社会生活中，单一地用“阶级斗争”划定社会生活主体，用“阶级成分”划定人物妍媸美丑，是一种不够科学的社会理念，用之于创作，也是失之偏颇的写作态度。
经过时间分析判断，我界定出如下标准：
在中国历史上对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过贡献的;
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的；
对文化事业兴旺作出过贡献的；
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有过杰出表现，作出过贡献的。
凡合契上述条件或在某一方面贡献突出，其主流形象便应该是正面的。
反之，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摧残民生，抑制社会生产，阻碍文明科技发展，起破坏作用，他个人的主体形象，即是猥琐不足道的。
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中，农民起义的烽火有时也会对人民社会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无论胜负影响如何，在新王朝建立之后，一般因慑于义军的威力，王朝对农民采取了让步政策，调整改良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复苏与发展，主要应视为义军的历史贡献。
这样一个创作现实，也只能产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关于写实
读我的小说，有很多人问，究竟真实的成分有几句，虚构的又是若干？
可以说，从总的框架说都是真实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事件中的活动立场、运作方向与运作结果，这些不但不能虚构，而且要调动艺术手段，使主体时间的脉络更为凸现，更集中，更有强烈的气氛感染。
按照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某些心理需求，在历史事件中寻找依据，这种创作态度的实用主义，不但要不得，而且效果也是很差劲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态度不老实，异想天开地想做读者的老师，妄想居高临下地教训读者。
不能用“事件的真实”偷换“历史的真实”的概念。清人给我们当下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是极其丰厚的，皇帝的记载就更为详明，比如康熙，我手头就有几部厚厚的《起居注》，可以说早上起来几点钟“更衣”（如厕），几点钟用膳（皇帝一天正餐是两次），接见某个大臣的具体对话，这些琐屑的生活都有详明的记载。是否拿来翻译成白话，即是《康熙大帝》？不可能的吧？不能用一堆真实的生活账簿代替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
如康熙扑灭三藩之乱，收回台湾，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治黄治漕运……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必须从他的生活中提炼出来，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艺术加工,使“大帝”之“大”达到艺术上的完成。
有一些读者把我的书作为历史来读，认为历史上的事“就是那样”的。我认为是痴了。作为小说家只能写小说，你读我的小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东西，小说除了暴露、歌颂，还有告诉的功能、启迪的功能、娱乐的功能、怡神养性的功能……诸多的功能。读我的小说，如果能有所感悟，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对这个人产生兴趣，再去翻历史书原文读《起居注》，我的告诉任务可以算完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