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康熙大帝》第一卷时，遇到的第一个政治命题是顺治出家的问题。本来，这事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的。后来，考论出：一、董鄂氏不是董小宛；二、董小宛比顺治大十二岁；三、顺治之死与董鄂氏无关，是死于天花。这似乎是结果了：顺治没有出家。
但我却始终抱着疑思：这样的考论有点像我们的学者聚在一起考评，七凑八凑给人评职称，评来评去那么几条，学历文凭、资历、论文发表规格、学术著作，还有职务、原始职称——只有学术著作似乎是“代表当事人水平”的。但你认真去查，他那些论点论据文章好像网上不少。我之所以叫它考论而不称考证，是因为没有“证”，既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也没有新的文物出土。这就好比我们站在此山头上争论，彼山头上的云会不会下雨？说“下雨”或“没下雨”都很没劲，只有彼山头下的生灵才知道。
历史上的有争议的事如果没有新的实证，凭我们今天人，坐在空调房里叼着雪茄、喝着咖啡，想判断当时的实情实景真的是“空劳牵挂”。学术考证不能依你的推测论述来下结论的吧？南阳与襄阳争诸葛亮出山地，争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的人倘无新的资料佐证，便得出结论，斩钉截铁地说“在南阳”或“在襄阳”，我看均属无端武断。就比如说曹雪芹的逝年“壬午除夕，芹泪尽而逝”，本是脂批出来的原始记载。前些年，有一批红学家考论曹雪芹不是死于壬午年，而是“癸未年”，甚至我们在南京给曹雪芹过冥寿，也按“癸未说”来，然而后来发现曹在张家湾的墓石，上头赫然写着“壬午”年。我这个人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倘问我：“上个星期二你在做什么？”准把我问蒙，翻起眼想半天也未必给你说得清白。几百年前的事……唉！
《清史稿》上的“正论”，当然顺治是病死的。在所有的“野史”里，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则是顺治出家了，当了和尚了。我的态度是坐桌子旁眯着眼睛看这些资料。但我既然要写顺治归宿一段，必须选定一说，我取了野史。
我的理由很简单：一、这是小说，一段凄婉无奈的爱情悲剧比“天花”好看。二、我的文学情结判断，倾向于顺治“出家”。三、不宜轻忽清人野史记载。正史是官方记载，但最爱为尊者讳的正是官方。四、修清史的人，都是民国初期前清的“胜国遗老”，他们所处的时代，所掌握的资料，比我们今人所掌握的多不去许多。五、清代是我国考据学最发达的朝代，不但官方，民间考据也是很厉害的。民间考据或有“反清意识”的影响，但官方有更强的“维清意识”，应当等量齐观，他们的记载或更重视野史为是。
首先，顺治这个人，我以为本质上说，是个情种，不是龙种，任性得像头不听话的犟驴。满族人初入关时，他们的感情思维还没有政治化，热情奔放，游牧生活的自由洒脱，对爱情友谊的执着崇仰……我们或许可以从今天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去追想他们当时的风采。比如，陈世美那样的艺术典型（我说“艺术”，是因为真陈世美是个不坏的人）在少数民族中你能寻得到吗？不但顺治连同多尔衮，情致一般，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今天的思路：什么“天花”啦，什么“太后下嫁不可能”啦，都是下死眼盯着故宫那个宝座：会有人为了女人放弃这个座儿？——典型的汉人现代思维；多尔衮和大玉儿（孝庄太后）的事，他如想夺江山，夺江山并娶嫂子，比弯腰提鞋还要容易一点，但他不。顺治也是同类项——他们的心，仍是长白山上丛林对歌时的心。再将话说回来，清人进北京时，关内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荆棘榛莽蒿蓬满城，狐獾蛇兔出没残榭，绝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紫禁城那样风光。我见到资料，有老虎窜入大臣府邸中的事，这样的环境加上那样的心境，当皇帝坐九重，君临天下能有几多诱惑？顺治不重政治重感情，我们从《清史稿》里都可以读得出。他刚入关，政治经济军事诸多问题“四边不靠”，孝庄为了联系蒙古加强满清力量，为他娶了蒙科尔沁王的女儿博尔济济特氏。他不理人家，后来干脆废了她，可怜这女人，真的是“无过得咎”——这就是实证吧？
我说了，我是“感情判断”，当然不是结论，历史情况万千纷纷繁絮，人的感情从汉代至今没有多少变化，“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也，“此事差不多”。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登上五台山。别说古人，连我也疑惑：到江南必须路过五台山吗？清人分析：他前三次去是看望父亲顺治，“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不让身边人窃知什么信息。第四次去，是顺治已殂，写的诗也有霜露之感：
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
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
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
文殊色相在，惟有鬼神知。
顺治的事一篇短文是说不得了，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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