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雍正写书这件事。皇帝以一人治天下，且以天下奉一人，钟鸣而鼎食，忙而且万事无缺，还要写书？看过《大义觉迷录》后感觉很强烈的一条是：这位皇帝作家有话要说。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一直在寻找说话的条件和机会。终于等到了曾静和张熙，两个钦案犯人成了他的对话人，一个水库是要有泄洪道的，曾静、张熙就是的了。
就写作动机而言，这本书竟使我无边际地联想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理论驳斥巧伪甚深。一部《反杜林论》可以在理论上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驳斥——曾静、张熙对清朝王室的攻击，也是全天下反满舆论的大成，全面而且恶气冲天。十大罪状有理有据，照雍正的看法叫血口喷人，而且是恶血倾盆浇来。他一肚皮的五味不调正要寻人发作，正好抓了曾、张二人这个典型。大至国策、小到鸡毛蒜皮齐来，你攻我什么，我就和你谈什么，谈得细致入微，谈得淋漓尽致。你搞我的人身攻击，现在你是阶下囚，我照样还你。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雍正任劳，但绝不任怨，他是个睚眦不忘、牙眼相报的刻薄人，看看书就明白了。
清人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帜夺取中原，复仇完了却占取中央，帝位自为，不归汉人，有什么理由？清政府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终于将这个口号衍化成了这样：大清帝国的花花江山得自李自成，是李自成亡了前明王朝，这就叫“复仇”。
雍正深知这个关系，逢此类题目，即放笔述论。
满族人的首施矛盾：一头说，他们此刻已“深刻认识”到治汉族大邦必须用孔孟之道。但其实孔子很小看夷狄之族，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元朝之忽必烈就是因为孔子说这话，入了孔庙，黑脸射圣人一箭的。康熙不同于蒙古人的一条就是他能忍：我所需要的，就是烫手也要留着，慢慢想办法冷却。可以说当时的中原知识分子没有人不知道孔子说过这话的：你尊孔，孔子怎么说你的你知道吗？雍正在这部书里机智地玩儿了一把诡辩，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孔子并没说夷狄之人不能为华夏之君呀！——这当然不会是雍正的发明创造，肯定是汉奸文人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可能的是这个“成果”他一直没有机会公诸天下，现才可算找到了。
关于雍正自己的“得位之正”，其实是这部奇书的核心部分。其实，什么“传位十四子”“传位于四子”，气死生母德妃呀，杀八爷、九爷呀，谋嫡篡位呀……“如是我闻”，不是到了二十世纪才有的，而是在雍正朝，雍正活得很结实时就如水底暗流一样在朝野涌动。好像事实是：雍正除去过一趟热河外，在位十三年没出紫禁城。他活得哪有康熙自在？——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今天去五台山，明天又去祭孔，事也办了，玩儿也玩儿了，好个潇洒！——雍正没有，他的敌人就在城里与他对峙，他不敢离开前沿阵地！说他苦这是事实，现在可以通过这本书，把塞在嘴里的臭袜子、烂抹布、浊污棉纱往外掏一掏了。
于是，书中便大量细微地表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闱之变——丁点春秋笔法也不用，竹筒倒豆子式的而且是底朝天倒出。这点子风格，除了在美国大选中会偶尔露一点，如“水门事件”，过后了翻腾出来，臭烘烘地现世，却为中国历史上所仅有，列国古今罕见：大哥是怎样的，二哥、三哥又如何。老八、老九、老十是雍正的三憾，死对头他们在太阿交替时又是什么表现——统都大不老实“不是东西”。好人是谁呢？老四，我，朕！皇阿玛、太后表彰别人没有？书里没说，但说我是“诚孝”！这条考语你们读者想想！
这部书文过饰非，“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是明摆着的，康熙曾说雍正“喜怒不定”，这考语他就没提，但事实的基本过程我认为大致真实。有些场面的复述无法造假，有些则不需要造假。雍正是在人格和个性上歪曲了政敌，美化了自己。他的那样过分的光明正大，比如说日光之下不肯践人之影像之类，听起来有些离奇。
这是雍正自己的著作。我在写雍正小说时不能蔑视这一段重要的资料。至于说凡皇帝都是虚伪残忍的坏蛋、伪君子，因此写出的书也就必定信口雌黄不可征信，这个观点我也不肯苟同。乾隆一上台就收书，就杀这部著作的合伙人曾静、张熙，原因看得很清楚。这书说的真实事太多了，泄密——杀！不是这本书假话太多，恰恰相反，是冲犯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实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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