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这可能与我们“敬惜字纸”的民族习惯有关，除了历史，还有野史、私史、笔记、日记……配合了这一系列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数据、有小说、诗词、说部、传本……小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书摊、小曲、民歌、鼓儿哼……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众星捧月地簇拥出“二十四史”来（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没有绝大学识，绝大胸襟器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做蔡先生做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单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本书的。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倾向，那倒是实话。蔡先生是个好老师，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顶多偶尔地、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余下更多的，是给学生以思考判断的空间。
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是当作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种肃杀，秋高凛冽，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慷慨赴义的情致，是极致的文学描摹。《廉颇蔺相如传》是《史记》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却立，依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怒发冲冠”一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同样可以看作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不以一朝一代一兴一为局限，表现的是中国封建历史整体形态，代代都这样，这是事实！
然而，好的历史书，好的小说，偏偏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贾宝玉是哪个阶级的？曹雪芹歌颂了，赚了三百余年数人的眼泪。就因为它真实，或者说“实事求是”。
这是蔡先生的追求，他不说假话，也不说曲阿的话。他所演义出来的故事，都在史据中斑斑有考。“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做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昄真圆藕？种种谬妄所亵之谈，官场辞而避之。”只有这样严肃谨慎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我在一次与朋友调侃玩笑说：“倘若现在突然发生变故，中国没有电了，死的年轻人比老年人还要多。”这是特指我们中国而言。中老年人，点过油灯看书，穿过草鞋走路，井水可汲而饮，草根可采充饥。如今的年轻人从酒吧到舞厅，无电脑不能思维，非电饭锅无所造饭，不读书也不看报，心中空如昏天之月，除了钱没有别样的追求，他们不死谁死？这是一点具体表述的思维，如果抽象起来讲，中老年人的头顶，始终有历史这盏灯在照，他们的耐受力强些，恐怕是事实。真的会“没电”吗？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一个“非典”可以把满街的人赶回家去，一场更大的意外，比如“战争”呢？
然而我们似乎并不珍惜这些仅存的文史学。还在用“阶级论”这把尺子在量，用斧子去砍他们。
记得在“文革”期间，那些红卫兵曾经有过一个设想，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想是想，真的做起来，他们还是傻了眼。整个的二十四史中，农民起义只能看作是历史的一种“现象”。这个朝代有，那个朝代也有，支离破碎各自在那里，根本行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续。我猜“儒法斗争”的那段历史观表述，也是一种很无奈，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阶级斗争”史观的做法罢了。蔡先生的这部堪称“通史演义”的书当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受到冷落也在这般情理之中。
中国的文化中糟粕很多，其中有些东西很要命，这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中含有的“落后量”和“落后质”。但是不是落后了便应轻视、蔑视呢？这需要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认真思考一下。一只乾隆笔筒，放在现在的书架上，和《大不列颠词典》一处，是增色还是减色？一架春秋“水洗”，已不再用来洗手，是保存研究，还是捧出去卖了铜器？就算碰碎了，比如钧瓷，已经极难见到完整的器皿，但在钧瓷址未发现之前，碎片与黄金等价。
我以为，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一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备“素质”的作品。什么是“素质”？它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落后的，但它即使是落后的，也是有价值的；倘二者皆具备——即使它是“反动的”，也是永恒的，无法消灭的。谓予不信，可以看看《儿女英雄传》、《蜃楼志》一类作品。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作品的主旨是陈腐的、落后的，但是，无论什么样世界观的评论家，你可以说三道四，可以恨之入骨，你就是消灭不掉它！因为它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无阶级、无意识的“芳情只自遣”，践踏成泥“依然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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