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我要说明曹雪芹写作计划有所改变，将不会安排一个“真干净”的茫茫白地。我以为在写作初期，尽管作者曾打定主意，写个“真干净”，消化胸中郁结的块垒，发泄失意绝望的孤愤。但是，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不仅要无情地“揭疮疤”，还要告诉人们：希望的诞生与丑恶的消灭同在！
纵观《红楼梦》，有几个特点很值得注意：（一）对天地君亲师这些神圣表示了相当程度的藐视；（二）主张男女平等，为矫枉过正起见，他搞了个“女儿至上”主义，几乎将全部贾府男丁都写成了不如女人的窝囊废；（三）提倡博爱意识；（四）表现对婚姻自主及人身自由的向往；（五）反对宗法制度，家族观念窒息青年进取的思想也相当强烈。
作为观念形态被作品反映出来了的这些思想意识，只能来自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但还应当看到，《红楼梦》所表现的这些观念的系统性和坚定性，似乎与当时所存在于我国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甚相合。也即是说，贾宝玉“不肖古今无双”的理性意识的强烈，似超出了当时这种经济基础所能够给予他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常想，康熙实在是中国的一位“潘多拉”。他本有力量和必要打开匣子，把一切美与丑的东西一齐放出来，那美的自然一定会战胜丑的。可是由于他的犹疑，只将匣子打开了一半，旋即将希望与光明扣了起来。
1684年，康熙宣布废止“禁海令”，许可“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互市交易；在福建、广东、江苏、浙江设立了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试想，这些政策如能贯彻始终，焉知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会另是一番风貌？可惜只实行了三十三年，这个“潘多拉”被自己放出的魔鬼吓慌了手脚，突然又下达了“禁海令”，对正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和整个社会经济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尽管如此，魔杖已经无法指挥了的幽灵已经散布，《红楼梦》作者抓住了它，让它在《红楼梦》中再现丈六金身。
本文重点是分析作品，对雪芹的思想不拟赘述。但曹雪芹有过人的敏感和足够的能力把他的思想用形象化的思维语言告知读者。我们有证据说《红楼梦》将不是一“梦”无余，它将给读者以五鼓破晓时的清凉。
恕大胆，我以为在雪芹面前，似可以设想四种表现“逆天”思想的方案进行选择：
（一）用“凌迟”手段揭露丑恶，用灭顶时的绝叫来刺激人们麻木的神经。这是传统看法；
（二）以农民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制度。此已为作者自己断然否定；
（三）以资产阶级革命方式推翻封建制度。美则美矣，实则不能。当时那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远不能引起作者此种联想，在《红楼梦》中也找不到有关的端倪；
（四）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改造现行制度，在不触犯天子地位、皇朝利益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
在对第一种和第四种形式之间选择的认识上，我徘徊了很久。我至今认为，传统的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它确实与曹雪芹创作初期的指导思想相吻合。但是，曹雪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会被自己原规定的命运模式拘泥得死板板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思想有所变化，他就有权力对自己原来的“模式”进行修改，这是毫不奇怪的。吴恩裕同志已经从考证角度初步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但由于曹雪芹大量逸著如黄鹤渺然，更直接的证据还是需要从《红楼梦》中去找。
贾探春在大观园曾一度“执政”，此期间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过一次改革。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破坏“老祖宗手里的规矩”，抑制无节制的奢侈，摈除繁琐开支；
（二）实行“财务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愈是亲近，愈是有头脸有威势的人，便愈是拿来典型执法；采取有力措施，打击买办舞弊；
（三）严格实行职责分工制度，一草一木皆有专人负责；“使之以权，动之以利”，调动下人管理大观园的“积极性”。
从狭义角度看，贾探春当然是在维护封建家族的根本利益，解决入不敷出的经济困难。但从这一系列措施的内核中，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我以为它们超出了封建经济管理制度的范畴。大观园的所有权没有变，管理方法却是前所未有的。她的这种大胆的改革，果然遭到了“识宝钗”的攻击：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裤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念过书、识字的，竟没有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真有的！”宝钗道：“朱夫子都‘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都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有看见《（姬）子》书？当时姬子有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