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八十回伊止，贾府这个赫赫扬扬的百年簪缨大族，虽然一步一步地在走向深渊，但由于曹雪芹关于贾府“速败”与“缓败”的暗示都不少而且都含糊不清，使这一问题变得老大难——它是在一次闪电般的打击下被夷为一片白地？抑如受潮的糖塔一样慢慢地坍塌了呢？
我以为，它虽将遭到迅速而惨重的打击，然而终于仍是“自杀自灭”式地垮台，直到终结。而为要把此问题说明白，绝对应当把元春的死探讨清楚。
抄家，是那个“天威难测”的雍正皇帝的拿手好戏。贾府之败于抄家，书中屡有暗示。这正是雍正年间屡兴大狱、抄家成风的政治特点的艺术写照。达官贵族、名士鸿儒处于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真是犹如处身达摩克利斯悬剑之下，不知什么时候便要横祸被于身家。以贾府所拥有的两个区区“世职”来维持这个家族，是没有多大安全系数的。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本身由于承袭制度的限制而已受到严重威胁的世职，何堪处于这种政治气候，何堪加上一老一少两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呢？
所以，贾府的粗根子并不是什么赦老爷、珍大爷，而是穿黄袍的贾元春，她才是贾府真正的“老祖宗”！只有她的地位不动摇，这个家族才能“风雨不动安如山”。
但是，我们有根据说，贾元春决非如高鹗所续的那样“病死”。对此，我同意杨光汉同志的分析，她乃是被赐帛自尽的。但我对她的死因及赐死的特点有几点不同的看法谨陈于下：
1.贾元春之死与农民起义无干；
杨光汉同志据脂批“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指出“柳湘莲一干人”，认为柳湘莲日后是造了反；又据“榴”“柳”谐音，以“榴花开处照宫闱”指称贾元春是因柳湘莲所领导的农民义军进逼皇城受干连而被赐死。此种分析，费煞苦心，到底可靠不可靠呢？
据书中情节看，柳湘莲可能在江湖上与“强盗”有某种联系，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自己有上山造反的意图。我们更明白的是，他是因爱情失意而看破红尘、出家了的，并不是对政治不满。
从他的行为看，他的“革命性”也实在少得可以。薛蟠是什么东西？一个抢占民女倚势欺人的恶霸，一个淫乱无耻的色情狂，而在性命于呼吸之间救了他的，不就是这个柳湘莲么？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来领导农民起义呢？
这样看来，要想此论成立，首先要假定柳湘莲和度他出世的道士造反，再假定“柳”即是“榴”，而后假定柳的义军成了大气候，最后假定元妃死于是事。把结论放在这一连串的“假定”上该是何等的蹩脚和荒唐！
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曹雪芹有通过武装暴动推翻封建王朝的思想的任何资料。反之，倒有理由认为，他对这种暴烈的行动是不赞赏的。这种基本倾向从《姽婳词》及不少有关之处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那么，他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将柳湘莲的这种（假定）行动比拟为“花”，而且灿烂光芒四射，直照到封建王朝的老巢——宫廷中去了呢？
造反逆“天”，祸灭九族。此因是非常之举，当有非常之变。然而，其株连的面也毕竟是有限的。这个“限”就是“九族”。按《清律例本宗九族丧服图》载，所谓“九族”即是：直系亲以本人为基，上推及父、祖、曾、高，下推而及子、孙、曾、玄为止；旁系以自本身横推而兄、弟、堂兄、弟，再从兄、弟，族兄、弟而止。
那么，湘莲与贾妃该是什么关系呢？
湘莲之未婚妻（且闹着要退亲，且尤三姐已死）我们不妨“大方”一点指为尤三姐，二尤的姐姐乃是尤氏，尤氏（非贾珍之正配）的丈夫是贾珍，而贾珍隔了四服的族姐（妹）才得为元妃！
因此，柳湘莲（“榴相连”也罢）即使造反，即使祸灭九族，也还是轮不到元春。“榴”“柳”固然谐音，奈何不过“谐音”而已。
曹雪芹是我国十八世纪的文豪和思想家，不是一位革命家（顺便说，二十世纪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还软弱得要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历史，而不是硬性地用它来要求历史人物。谁也没有权力要求，一个国内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期的作家“现实主义”地大写《水浒》式的造反事件。
2.贾元春是被秘密处死的；
这个问题从元春的曲子《恨无常》中可以看得明白：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读过元春省亲一回的人都知道，元春说过：“如今天恩浩瀚，一月许进内省亲一次，见面是尽有的。”既然见面是这样频繁，这位大小姐的芳魂有何必要从“路远山高”的望乡台，忙忙地奔回贾府“向爹娘梦里相寻告”那句体己话儿呢？在病床上当面谈不更恳切，更有说服力么？详全曲之意，元春之死，贾府是既不知消息，亦不曾作“退步抽身”的打算。如果不是有意地“秘而不宣”，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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