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下了一场阵雨，白天还末散尽的温热气息低沉压下来，跟雨水碰撞出一片稀薄的白雾。楼下那些不知名的亚热带植物枝叶被雨水洗得发高，在路灯下静默成饱满的影子。
叶枫站在阳台上，她刚刚睡醒，意识有些不太清晰。
她很少睡到这个时候起来，但今天实在太累了。昨天在医院陪了一天边城，今天一早又跑过去替他办出院手续。
昨晚告别的时候，她委婉地告诉他，今天晚上她要去电台上班，让他打电话给秘书过来接他。
他是坐出租车送她回来的，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转身上车。
她站在路边等他的回答。
出租车缓慢地向后退去，寻找合适的方向原路离开。他坐在后座上摇下车窗，对她挥手，“上去吧，好好休息。”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引擎声里，车子退出她的视线范围。
那时是晚上十一点，在周日不算太晚，但对于一个病人来讲，早该休息了。她无奈地吐出一口长气，上楼。
电梯里的灯不知怎么忽明忽暗，她倚着墙壁，定定地盯着灯，害怕它下一刻就不工作了。
她在爱丁堡时，住的是幢陈旧的老公寓，电梯经常罢工。有天她深夜回来，就被关在里面，直到凌晨三点。虽然知道有人会来替她打开电梯，但是陷在那团黑暗中的恐惧和慌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她没落下什么阴影，但一个人呆在电梯里，她都会紧张地竖起耳朵，让自己清晰地听见电梯上升时哗哗的响动，然后戒备任何的异常状况。
她低下头，不敢朝电梯的三面镜子看过去，她知道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将会是异常惊恐的。
电梯门打开时，灯还在坚强地闪烁着，她拭去额头上的冷汗。
屋子里一团黑暗。打开灯，只见自己的拖鞋摆放在玄关前，夏奕阳的，她早晨收到鞋柜里了。厨房里没有煮好的夜宵，冰箱里没有冰着的蜜茶，没有人催她快去洗澡休息，没有人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
站在空荡荡的客厅，夏奕阳才走了两天，她发觉她已经有点想他了。
这天晚上，夏奕阳没有打来电话，她想他可能忙于开展工作，也没打过去。
早晨睡得迷迷糊糊，搁在客厅里的手机响了，她光着脚跑了过去。
“我现在开始输液，估计一个半小时结束，你什么时候过来？”边城问道。
她想说不过去了，话一出口，变成了“我马上就到。”
边城对她的影响力，超出她想像的难以抵挡。他熟悉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点习惯，每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心里面的一点点纠结。他看得清楚，这六年，她没有改变。
夹在上班的人流中，又是地铁，又是公车，赶到医院，他已经输好液并办好住院手续，病床上也已换上了崭新的床单。他坐在木椅中，面对着房门，身边搁着一个大的挎包，看到她，开心地站了起来。
他曾经是她生命里一座伟岸的高山，现在，她却成了他紧紧相依的一棵大树，鼻腔和胸腔塞满酸痛的硬块。
“我来拿！”她伸手去拿挎包。
“这点力气我还有。”他拎起包，另一只手去牵她的手，指尖仍是一片冰凉，她紧张地用掌心去摸他的额头。
“房间冷气开得低。”他说道，感觉她的手又暖又软，不由地握了又握。
“医生有没有另外再开点药？”
“早晨做过透视，肺部没什么异常，药还需要再吃一周，我从药房拿过来了。”
“烟这几天也不要抽了。”
“你不喜欢，我可以戒，这不是难事。”他用目光温柔的抚过她紧蹙着眉结的脸庞。
她咬了咬唇。
上午十点，明媚的阳光已经把北京城炙烤成了一个滚烫的火炉，空气闷热，没有风。
两个人打车回他的家。
出租车里的空调好象坏了，似乎特别闷。
“你热不热？”她从包里翻出纸巾递给他。
他抽出一张按在自己额头和鼻尖，纸上透出隐约的水印，衬衫的腋下也是一片湿漉，她把目光挪向了车外。
他一个人住二百多平米的复式公寓，基调是黑白色的，墙上挂着几幅放大的风景照，象是巴厘岛的热带风光，有日出、沙滩，还有雨林，装饰柜里摆放着几件精美的瓷器，然后就是沙发、几件家用电器，给人的感觉特别生硬、清冷，仿佛走进的不是公寓，而是一家展览室。
厨房里的器具一应俱全，件件锃亮，可以照见人影，明显地就是纯粹的摆设。
唯有卧室里有点居住的痕迹，床铺没有整理，换下的衣服散乱的挂在椅背上，床头柜上，一个相框依在台灯旁，她笑得象捡到什么宝似的，嘴巴咧得很大。
“你是要上床休息，还是先吃点东西？”她快速地扫过相框，神情淡然。
“有点饿。”屋内开了冷气，他脸上的燥热隐去，泛出几丝苍白。
“叫快餐吧！”她实事求是地说。
她参观厨房时，查看过冰箱，里面就冰了几瓶啤酒。
他点点头，指指桌上的座机，报了一个号码。她要了两份炒饭、一份炒蔬菜，还有一份子排冬瓜汤。
两个成年男女呆在卧室里，面对着一张超大的床，多少有些不自在。他既然不休息，她下楼回到客厅。
他没有跟着下来。
打开电视，习惯地调到新闻频道，恰巧是青台的专题报道，柯安怡主持的，介绍青台的历史、文化、名胜景观、街头小吃。柯安怡没有象往常一样穿职业装，而是修身的T恤、泛白的牛仔裤，特别的靓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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